现在，供销社早已不是一家简单的小卖部

北门吹火

专家指出，全国供销社系统现有3.1万家，拥有网点近40万个。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全系统实现农产品销售额27591亿元、日用品销售额1492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3%和17.1%，进一步畅通了农产品上行、日用品下行双向通道，在服务农民生产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她在杨奶奶的记忆里，与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供销社”）相关的回忆是一叠又一叠的粮票、布票。“当时物资紧张，集体给每家每户按人头发一定数量的布票、粮票，粮票上写着半斤、一斤的重量。”杨奶奶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作为农村唯一商品供应部门，一般开在集镇上，卖有百货、食品、五金、农用物资等。
10月31日，《湖北日报》此前发布的一则“湖北基层供销社恢复重建至1373个 基本覆盖全省乡镇”的报道，经过多天发酵后登上微博热搜。在部分不了解事实全貌的自媒体误导下，不少网友担心这是要回到“统购统销”的时代。
实则不然。供销社在我国一直存在，其历史可以溯源到1922年7月成立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历经多年变革后，形成了目前分布在各地的供销社。在市场经济的当下，供销社基层社除了发挥最开始的保障农村地区物资供应、稳定物价外，已经逐渐发展成一个包含物资流通、技术服务、农田托管等功能的综合中心。
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集市
“那时候物资紧张，粮票、布票等一年发一次，大家凭票买东西，买完就没有了。”家住湖北省随州市的杨奶奶说道，“不过像糖果这些需求少、供应充足的东西，购买不需要票。”
和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超市不同，在杨奶奶的记忆里，几十年前的供销社里卖的东西很少，几乎只有日常粮油米面、农资产品和日用产品等，稍微奢侈一点的糖果都是一分钱一颗，买的人极少，“不像现在的大超市里什么都有，大家也都买得起了”。
据杨奶奶回忆，大概在改革开放前些年，国家的经济便开始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买东西也渐渐不用票了，而大街上的供销社，东西越来越多的同时，也逐渐的改换门面，只有很少一部分还保留着合作社的牌面。
在湖北省襄阳市供销社办公室的橱柜里，现在还摆着一些泛黄的粮票。该供销社办公室主任马通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在建设初期，供销社统购统销，统计需求然后计划生产，在保证物资供应、平衡地区间物资流通、稳定物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供需慢慢不平衡之后，计划经济固有的缺陷也暴露出来。后来，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放开市场经济，基层合作社越来越少，有的也逐渐转为了个体工商户进行发展。”马通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即便历经种种转化和变革，供销社也是一直存在的。
供销社从中央到省、市、县、乡村分为不同的级别。最开始的供销社是大多数人印象里的挂着绿色牌子、侧重农村商贸流通的小卖部，后来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建设新农村网络工程，打造了农业生产资料、日用消费品现代经营网络、农副产品现代购销网络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四大体系，再后来又增加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即在农民外出打工的同时，供销社为农民打工，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耕种、仓储烘干、销售、土地流转等服务。
“这样，一方面农民可以得到土地流转的收入；另一方面，供销社雇佣农村里的闲散劳动力看田，又为他们提供了固定的收入。”马通说。
现在：已不仅是一家“小卖部”
时间迈入新世纪，供销社早已不是一家简单的小卖部了。
据马通介绍，在重点抓现代化农业服务的同时，供销社原本的四大体系承担着农资、日用百货、农副产品、再生资源的回收和销售的职能，“乡下常见的废品回收站、农产品收购点大多和我们供销社有关，即便是一些个体户也有的会挂着我们的牌子，由我们为他们宣传同时也做出一些监管”。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体制变迁中，原本从中央到县级大部分供销社参照公务员管理，工作人员有编制，但是在转企改制的浪潮中，浙江、上海的部分合作社转成了企业。
“目前，全国各级供销社都设有自己控股的国有企业‘供销集团’，这些集团企业主要是将烟棉茶这些大宗商品相关的业务分离了出去，做得好的中国棉花集团有限公司还多次进入中国农资企业500强。”马通介绍说，“不过，农资用品这种事关农业根本的东西还是牢牢掌握在事业单位手中。”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供销总社也在不断转型，现在还有下属事业单位16家，15家主管社团，16家直属企业单位由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或控股持有。
与过去的小门店不同，如今的供销社，商品多了，形式和渠道也多了，更加注重合作和惠民。随着新经济形式的发展，供销社现在的门店也讲究线上和线下结合，价格在由市场经济决定的同时，也本着事业单位的责任，尤其在疫情这种特殊时期会更加便宜。
值得一提的是，供销社除了自己做电商助农销售，各地供销社大多会与当地的相关部门合作，对当地有需要的居民进行电商培训，让他们学会自己做电商。襄阳当地的赵先生，在最开始通过当地电商产业园卖特色产品鸭蛋赚钱后，自己开了电商公司，卖自己的鸭蛋的同时也收购当地的鸭蛋，年营收高达数十亿元，已经成为当地电商园的佳话。
在马通的眼里，供销社就像一个“压舱石”和“稳定器”，在国家的大局中找定位，一方面是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是保证所有物资百分百通达每个村。
关于供销社的功能定位，相关的政策文件其实已经表述得很清楚。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章程》（2005年1月30日，中华全国供销社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修订）第一章第二条，对供销社性质的界定，明确了四层含义：供销社是一个经济组织；是一个合作制的经济组织；是一个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是一个以农民社员为主体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教授指出，全国供销社系统现有3.1万家，拥有网点近40万个，它与中国邮政、中国电信以及不同经济成份的网点，形成纵向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链式关系；同时也形成横向的多种类型的生态链关系。
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全系统实现农产品销售额27591亿元、日用品销售额1492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3%和17.1%，进一步畅通了农产品上行、日用品下行双向通道，在服务农民生产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未来：变身综合服务中心
本次湖北恢复重建的基层供销社，是供销社服务“三农”的重要载体。因历史原因，在上一轮供销社体制改革后，基层社一度陷入低迷困境。2014年，全省基层社数量仅696个，比最多的1984年的1800个减少61%。
根据中央和省委相关举措，2015年起，湖北省实施“基层社恢复重建工程”，以恢复基层社服务功能。截至2021年底，全省基层社总数达1373个，基本实现乡镇全覆盖。目前，全省已有190个“综合实力强、服务功能全、与农民联结紧”的基层社获评全国总社标杆社。2019年新创建全国标杆基层社44个，居全国第一。“争取2025年全省基层社社员达到150万，真正实现‘农民得实惠、基层社得发展’的新发展格局。”湖北省供销社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于网络上部分网友担心的“统购统销时代”“做大垄断”等问题，马通认为并不会发生。
他表示，一来即便是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也必须有全国统一集采集购的数字化平台支持，这在目前是并没有的，即使未来有，也是基于通过集采集购降低消费者成本；二来，增加的基层社也仅仅是基层的门店，众多同类商超不会因多一家就被挤压，即使形成一定的竞争，也会是利于各大企业自身发展和消费者消费的良性竞争。
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之下，未来的供销社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存在？马通认为，未来它更会像一个“打通最后一公里”的“综合服务中心”。
“打通最后一公里”，是就供销社“补短板”的作用而来。马通提出，农产品的上行下行都需要冷链，但由于农产品成本高回收低,社会资本做农村冷链的很少，供销社正好利用中央的资金做这些东西，在田间地头建设冷库和冷链运输。“总社和省社今年来都提出了资源下沉，突出服务农村农民的属性，将政策、资金等下沉到基层社来支持发展。”
“综合服务中心”也和“最后一公里”的另一现状相关，当下供销社正在整合物流成为“第四物流”。“许多物流公司在到达乡镇最后一级快递网点的时候，由于乡镇多山等原因，并不会配送到每家每户。供销社基层社直接在当地整合物流，各大快递将自己的快递送到我们的仓储后，由我们配送给居民或统一保管要求居民自取，既为物流公司省了人力，也方便了偏远地区的居民。”马通说。
展望未来，洪涛认为供销社最终会成长为增强农村流通组织的力量，“不容质疑的是，农村市场已经形成多元投资主体的市场，供销社网点建设应做到‘一场多用’，并与其他不同经济类型、不同连锁业态形成相应链条关系，最重要的是实现生态链和生态圈的关系，避免农村网点和资源的过度竞争。冷链体系的建设，正在由‘洒胡椒面’的补短板建设向‘体系建设’和‘系统建设”转变，从而形成良好的营商环境”。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陆珊珊

北门吹火

供销社前世今生，国营巨头回归意味着什么

国际经验和行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合作社体系如何发展，对社会整体经济会产生重大影响。

资本市场认识到了供销社的实力。今天，受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全系统发展质量稳步提升消息影响，A股供销社概念股持续走高，截至发稿，天鹅股份、中农联合、中再资环涨停，浙农股份、天禾股份、新力金融、中农立华等股拉升跟涨。
消息来自于10月21日召开的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七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2021年，全国供销系统全年实现销售总额6.26万亿元，同比增长18.9%。
6.26万亿元是什么概念？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08万亿元。也就是说，供销系统的销售额已经达到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4.2%，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规模。相比之下，2021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0.8万亿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5%。
很多人由此惊呼，供销社回来了！实际上，供销社一直没有消失过，只不过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经历了调整、收缩、再发展的过程，眼下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壮大，回到了公众视野。
以湖北省为例，据湖北日报报道，根据中央和省委相关举措，2015年起，湖北省实施“基层社恢复重建工程”，目前，基层社社员达到45.2万人，其中，农民社员人数5年增长5倍多，由2016年5.15万人增至2021年33.3万人。截至2021年底，全省基层社总数达1373个，基本实现乡镇全覆盖，争取2025年全省基层社社员达到150万。
基层社已经从传统、单一的日用品、农资经营，向构建综合性、规模化、现代化、可持续的为农服务体系转变，土地托管、统防统治、收储加工、配方施肥、电子商务、农村合作金融已成为基层社为农服务的主攻方向。
合作社最早也是舶来品
大家可能不知道，供销合作社的历史很悠久，并非我们原创，也是舶来品。历史上第一个合作社出现在1761年的苏格兰芬威克，那一年的3月14日，在一间简陋的村舍里，当地的织布工手工将燕麦片装袋，放在约翰·沃克粉刷成白色的前厅中，并开始以折扣的方式出售各种商品，形成芬威克织布工人合作社。




现代合作社出现在1844年的英国，在罗奇代尔镇的棉纺厂工作的28名纺织工人，成立了第一家现代合作社——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当时纺织工收入微薄，时常买不起食品和日常用品，于是他们决定通过合作的方式，汇集稀缺资源，以更低的价格获得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可以集体销售面粉、燕麦、糖和黄油。同时，他们也奠定了现代合作社的原则，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民主管理、公平交易、按绩分利。
清末民初，合作社这种“西方思想”最早通过日本归国留学生传入中国。1900-1910 年，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的两位日本归国经济学教授开授了“产业组合”课程，中国报刊文章将合作社称之为“协同组合” “协社”“协作社”。1919 年，留美归国的薛仙舟将“cooperative”译为“合作社” , 从此这一译名就成了标准。
合作社运动的浪潮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在1919年《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提出：“地方自治团体所应办者，则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等。”
1918年，北京大学消费公社成立，成为我国第一个合作社，后来合作社发展壮大，建立了合作社法。到1934年2月，各种类型的合作社超过了12万个，股金62万，涵盖了生产、粮食、消费、信用4大板块。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合作运动开始发展起来。1928年，中国合作学社、中国合作运动协会等民间研究机构成立。1939年3月，蒋介石指示实业部增设“合作事业管理局”，统一管理全国合作社工作。
合作社的初衷是解决供应不足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曾大力推动合作运动和合作社的发展。
1928年，随着国民党军队四次军事围剿和严密封锁，根据地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当时的鄂豫皖创始人、鄂豫皖苏区年轻的土地主席22岁的吴焕先创立了供销合作社。1929年，箭厂河苏维埃政府在箭厂河河埂上创办一个消费合作社，取名为“十美公杂货店”，合作社开始是集资入股，金额不限，每个社员发一个购买证，主要经营柴、米、油、盐、糖、烟、纸张、茶叶、布匹、豆腐、猪肉等。
合作社的创立，有效的解决了人们生活问题，解决了部队的供应紧张，也给当地贫苦百姓带来了收入。随着第一个合作社的成功，吴焕先将这种合作模式推广到全根据地，并深入到国统区。
据统计，1933年中央苏区共有各种合作社1423个，股金30余万元，主要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
1937 年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反对敌人的封锁和扫荡，建立独立的经济，都大力支持合作社经济，1944年上半年合作社已经发展到890个，社员26万人，股金2600 万元。到1949年10月，华北五省农村供销合作社共有6624个，社员156万多人。
计划经济下供销社是经济命脉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22日，时任新北平第一任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签署命令，北平市合作社供销总社正式成立。1949年11月，中央成立了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主管全国合作事业。
1950年7月，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召开了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章程（草案）》等重要文件，成立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供销、消费、信用、生产、渔业和手工业合作社。
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修改了社章，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供销合作社系统。1958年以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时期，与国营商业两次合并，后又两次分开。




新中国建立后，供销社的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当时全国物资短缺的问题，通过协调达到各地物资的平衡。在那个年代，供销社承担了中国农村90%以上的物资供销。1954年8月19日《北京日报》2版文章《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供销合作社》这么说：农副产品的出路是农民非常关心的问题，他们害怕私商杀价，常有谷贱伤农、丰收成灾的顾虑。在国家正确的价格政策下，北京供销社大力开展收购工作，有力地打击了投机商人的非法行为，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农民可以一心一意地去搞生产，增产就会增加收入。
计划经济下，供销社几乎是农村唯一的商业流通系统，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生活的人，对供销社都有着深刻的印象，因为无论买什么，无论是油盐酱醋茶，还是衣服、玩具、糖果、副食品，供销社几乎都是唯一选择。在供销社发展最火热的年代里，供销社遍布了我国的每一个角落，供销社营业员都是十分受欢迎的工作。
由于物资匮乏，在供销社购物，许多东西都要凭票购买，限量供应，大家经常排队才能买到。有件事一直被记载下来，有一次，一个人在供销社排队买米，却发现自己只带了米票，忘了带盛米的口袋，如果回家去拿口袋，再回来就买不到米了。这个人急得抓耳挠腮，死活占着柜台不肯走。后来，售货员急中生智，让他脱下裤子，绑住裤脚，用裤筒当“口袋”装了米。




虽然对于不少人来说很难想象，但中国经济的确曾经靠着供销社的“统购统销”运行了几十年。1965年，一部叫作《红色背篓》的电影很受欢迎，主人公原型王砚香就是北京房山区周口店供销社黄山店分销店负责人。1958年，为了方便社员购买东西，他和5位同事轮流用背篓送货上山，每天翻山越岭步行几十里的山路，为分散居住在山沟山腰的540多户村民送去日用品和交售农副产品，“背篓商店”这一称呼也在群众中间流传了开来，极大地方便了群众，深受群众的欢迎和称赞。
那时，对供销社的宣传很多，比如1957年12月25日，《北京日报》在2版刊发了一篇《尽一切可能方便农民》的报道，其中写道：为尽一切可能方便农民，各区供销社普遍延长了营业时间，还把线分小支、针论根卖，饼干、藕粉也拆包零卖，食盐、红糖都包成一毛、五分的小包出售。海淀区西苑街分销处女售货员孙蓉馨还主动帮助3户孤寡老人，把柴米油盐等商品送到家里去。一位112岁的老人感动地说：“我活了好几个朝代，从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农村经济加快发展。在这个时期，供销社在帮助农民致富方面做了贡献。比如，媒体曾经报道，门头沟区上苇甸乡炭厂村农民李天敏家老少六口，爱人有病，仅他一个劳力。1984年春，上苇甸供销社垫付资金800元，为他购进鸡雏、鸡笼，又帮他防鸡疫、作技术指导。仅用两年时间，李天敏就从昔日的贫困户变成了富裕户。
市场经济下供销社改革求生
不过，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的大趋势下，化肥、棉花等农资专营权被取消，供销社失去垄断优势之后，开始进入机构改革阶段。1982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三次与商业部（商务部前身）合并，但保留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牌子，设立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保留了省以下供销合作社的独立组织系统。
直到1995年2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决定恢复成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了支持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在这一阶段，供销社逐步淡出公众视野，有统计显示，1992年至1999年，全国供销社累计亏损近450亿元，大量供销社破产、转让，580万名员工中将近一半下岗、内退。
《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在供销社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决定》要求，供销社要“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决定》出台后，供销社开始解决遗留问题、加强基层社建设、推进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建设，全面对接市场，开始逐步恢复振兴。所以说，供销社从来没有消失过，也 不是最近开始发力振兴。
到2002年，供销社体系提出了以“四项改造”为重点的市场化的改革方案，核心内容是供销社和供销社下属企业之间关系分开，自负盈亏并引入社会资本。通过直营、加盟、资本联合等方式，供销社系统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众多农资配送中心和农资连锁经营店。2010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了全资企业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自此供销合作系统开始进入现代企业化经营阶段。
体制优势加上机制改革，供销社从2004年到2008年的这5年间，供销社销售总额首次超过万亿，翻了一倍；2009年到2013年的这5年间，规模从1万亿到3万亿，增加了两倍。
从2014年开始，供销社体系的发展开始加速。这一年，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列入中央改革办2014年工作要点，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6月，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专项试点启动，28个省（区、市）32家单位承担试点任务。如今的供销社和计划经济时代的供销社已经不是同样的事物，更像是加入零售行业的国企，形象一点说，它会以类似超市的形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周围。




举个媒体报道的例子：2018年，“供销益家”超市开进顺义社区，主营生鲜食品和日用百货，社区居民下楼就能买到菜、米、油、盐及日常用品，方便实惠。2019年，更多老百姓身边的老“供销社”，脱胎换骨成为新的社区便民设施。华严北里、小关等7处供销社便民中心相继亮相。根据小区需要，供销社便民中心搭建起集生鲜超市、主食厨房、日用百货、便民美发、老年饭桌等于一体的社区综合服务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新服务。
供销合作总社旗下的企业规模也很庞大，不含基层社，截至2017年底，供销合作总社全系统共有各类法人企业21852个，涵盖农业生产资料经营企业、农副产品经营企业、工业品生产加工企业、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以及宾馆、饭店和餐饮业企业、物流业企业等。应该说，供销社如今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巨头。供销合作社系统内也有不少上市公司。新京报记者据Wind数据不完全统计，供销合作社全系统至少实控了7家上市公司。其中，供销合作总社是上市公司中再资环的实际控制人，而中国供销集团也是上市公司中农立华的实际控制人。
供销社壮大可能带来的问题
那么问题也来了，国家队进入零售市场，会造成什么后果，会不会挤占民企的空间，会不会让市场经济出现倒退？我个人的判断是，如果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体制不变，供销社体系会以其独有的竞争优势分走一部分市场份额，和市场化企业在一段时期内并行存在和发展。
存在疑问的部分是，供销社体系的不断庞大，如何解决监督问题。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2019年12月5日，在直播的《问政山东》节目中，曝光了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既不“联合”也不“合作”、供销系统销售“一眼假”进口化肥、个体业户悬挂供销社标牌出售过期食品等问题。更严重的是腐败问题。《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10月刊发了报道《供销系统：腐败的“隐秘角落”与改革困局》，揭开了供销系统存在的问题。
早年供销系统在政府部门构成中较为边缘化，改革开放后逐渐退出政府序列，一度被认为“无腐可反”。而今供销系统悄然壮大，腐败事件也开始频频爆出。
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近5年来，至少5个省级供销系统一把手被查，逾10个地级市供销社主要负责人落马，落马官员超40人，个别地域还查出腐败窝案。2019年5月，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兼理事长高守良案开庭，高守良被控受贿近1.8亿元人民币(其中1.1亿元未遂)，涉嫌贪污164余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000余万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撰文分析：“供销社资产系集体所有而非国有。在一些地方，当地国资委对其没有资金监管的法定职责，上级监督缺乏着力点；广大社员职工对供销社的了解、参与程度低，不能进行有效监督；一些供销社内部管理制度不规范，班子成员内部的监督制衡作用无法发挥，导致一把手‘一言堂’现象严重。”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免供销系统在不断壮大过程中涉足过多行业，与民争利，破坏市场规则。
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官网信息，2018年供销社全系统实现销售总额5.9万亿元，其中，农资、农产品、消费品、再生资源构成供销社的主要收入来源，除此之外，2018年供销社全系统电子商务销售额2998亿元，金融服务营业额970.5亿元，房地产开发经营额218.7亿元……供销系统正在不断拓展新的领域，经营范围从农业延伸到了物流、化工、房地产、电商、金融、汽车、石油等产业。
供销社的价值在于推动农业产业化
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1995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为联合国国际合作社日。合作社模式在国际上有很多不错的经验可以借鉴，特别是在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上，价值空间很大。




以美国的新奇士品牌为例，最初他们是在1893年由100多名桔农代表在洛杉矶成立的南加利福尼亚水果销售协会，原本是为本地区60户柑桔生产者提供运销服务，如今已发展至今成为拥有6000多会员、800多员工的企业、每年销售水果约8000万箱的美国十大供销合作社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果蔬菜类合作社。
通过“统一销售，统一标准，统一运营，统一技术”的机制，降低了成本，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将销售的利润尽可能地留给合作社的橘农。正是通过合作社这样的机制，实现了在农民很少的情况下，支撑起美国“农业世界冠军”的地位。
从产业化的角度来看，美国80%的加工农产品来源于合作社，70%的农产品出口来源于合作社，农民所使用的化肥和农药中44%来源于合作社，另外，农民得到的贷款中也有40%来源于合作社。
国际经验和行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合作社体系如何发展，对社会整体经济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能够不断完善机制，明确边界，对农业产业化发展可以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但如果缺乏监督，过分利用体制优势制造新的垄断，也会带来难以预料的结果。